正文史景：毛泽东与陈独秀的牌经掩护术与麻将辩证法
原文：陈独秀在上海指挥过多次罢工运动，每有重大决议，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等问题，都是工运干部和他一起开会决定的。经常是夜里到某同志家里开会。向警予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夜很深的时候才开完会出来，在弄堂里，陈独秀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条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到看弄堂的开了铁门放大家出去之后，陈才不再谈牌经以为掩护。
编者解读：凡是过往，皆为序章。革命初期，打麻将、看牌经成为必要的遮掩，当然也是偶尔为之的娱乐。
从1923年7月至1924年6月，党中央秘密办公机构迁到如今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公兴路与临山路路口的三曾里。此前，在广州召开的党的三大，颁布了这个重要决定，其原因就是这里产业工人更集中、交通更便利。
为此，中央局事先委派王荷波负责此事。他经过反复勘察，发现地处隐蔽的公兴路与香山路口有个小弄堂，里面只有三个门牌，原住着三户曾姓人家，俗称“三曾里”，王荷波租下了其中一幢两厢房的石库门房屋，作为中央局机关秘密办公地点，革命者们对外称一家人大家合吃大锅饭。
于是，当时的革命者及其家属加起来足足十几口人，都住在三曾里3号这幢普通二楼二底的房子里。包括毛泽东、杨开慧夫妇，蔡和森、向警予一家，以及罗章龙一家。他们对外称一家人，向警予是户主，大家合吃大锅饭。由于人员往来频繁，这群年轻革命者约定了一些纪律：不准上餐馆、不看戏、不看电影、不到外面照相、不在街上游逛等。
“春申江畔话中兴，西望长庚东启明。”这两句诗描写的就是这个叫“三曾里”的地方 。1923年9月到1924年上半年，“三曾里”成为党中央的决策中枢，从这里发出的中央通告和文件数量，非常之多。从一份现存的1924年7月21日中共第十五号通告可以看到，这份通告由陈独秀、毛泽东共同起草，指出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告诫共产党员既要对国民党右派积极斗争，又要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
当时的中央局成员罗章龙用诗记述革命者在此地“静思澄虑直至深夜”的工作热情和豪情万丈的革命理想：“亡秦主力依三户，驱虏全凭子弟兵。谊结同心金石固，会当一举靖夷氛”。
据早期共产党人郑超麟回忆，陈独秀等人大多夜里开会，并多以打麻将的名义举行会议。因此半夜的三曾里常常出现这样一个场景：几个打麻将刚结束的人走出小弄堂，口中还大聊牌经，似乎麻将打得意犹未尽。看弄堂口的对这样的牌友聚会习以为常，帮他们打开铁门，这几个打麻将者看起来“神经大条”其实就是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在进行“秘密活动”。
那么，陈独秀是否喜欢打麻将呢？正史没有明确的记载，常识推断，在风雨如晦的革命初期，这种闲情逸致，非陈独秀这种职业革命者所乐有。陈独秀在《闻光午之渝静农及建功夫妇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作此寄之建功兄》诗里写道：“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除却文章无嗜好”，这个自白可以基本判断陈独秀的嗜好决不在此（在北京的其他嗜好应属守旧分子的攻击）。他的文章既是写作和欣赏，更可理解为党建和革命。其自我写照，如同在南京国民党监狱一诗中所说：“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除去上海弄堂的掩护需要之外，打麻将确实曾经是毛泽东所喜爱的一项娱乐活动。在延安时期，他经常和叶剑英及他的政治秘书师哲等人一起打麻将。别人打麻将是聚精会神，专心致志。毛泽东则不然，他从不把任何娱乐性活动视为单纯的休息，他经常一边打牌，一边在脑海里思考着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一旦他的问题思考成熟，即使是活动刚刚开始或大家玩兴正浓，他也会立即起身，匆匆离席而去。
毛泽东说：打麻将里边有辩证法。有人一看到手上的“点数”不好，就摇头叹气，这种态度，我看不可取。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打麻将也是这样，就是最坏的“点数”，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也会以劣代优，以弱胜强。相反，胸无全局，调配失利，再好的“点数”拿在手里，也会转胜为败。最好的可能转变成最坏的，事在人为！
毛泽东还曾巧妙地借助麻将的术语做统战工作，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刘斐，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代表国民党到北平同共产党人谈判。和谈失败后，刘斐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是留北平呢？还是回南京？一次宴会上，他和毛泽东谈话时，以麻将为题，试探着问道：“打麻将是清一色好还是平和好？”毛泽东想了想，笑着答道：“清一色难和，还是平和好。”刘斐豁然领悟：“平和好，那么还有我一份。”就这样，毛泽东的一席话终于使刘斐下决心留在了北京。
无论是牌经掩护术，还是麻将辩证法，都是革命的组成部分，都在历史的大潮中，激起了漂亮的浪花。
